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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與區別:東亞細亞的殖民與語言


安素賢

在《舊約》〈士師記〉內,曾經記載著「試驗」(shibboleth, 音譯:虛博勒)的故事。也就是在以色列人和迦南人的戰爭中,人們為了區別誰為戰敗者、逃亡者,以及敵方,乃以對方是否能夠標準地發出「虛博勒」(shibboleth)一詞內「虛」的發音正確與否,來判斷對方是否為我方之人。且根據《舊約》的記載,當時有將近四萬兩千多位,因為發不準屬於我方的「虛」音而被殺害。因此「虛博勒」有著「試驗」之意。這一詞迄今也被放大到,從國籍、等級、理念等,來「試驗」判別與我不同的他人身份之意。而此「試驗」在人類戰爭史,處處可見,諸如在東亞細亞的殖民歷史上,在日本關東大地震時,日本人為了區別誰是朝鮮人誰是日本人,紛紛要求對方發出日語中「十元五十分」的發音作為判准;同樣的例子,也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為了能夠正確的區別對方是否是偽裝成中國人的日本兵,同樣地要求對方是否能夠精準地,發出R或L的音作為判准(因為中國人不太會發R與L這兩個相近發音位置的音)。換句話說,即使在文化相近的地區,語言仍有著一種「試驗」的原理在其中運作著。

此次第四屆r:ead,我們關注的也就是上述所言的語言排他性。眾所皆知的,在歷史上,古時的東亞細亞各國,主要都以漢文「文語」當作溝通手段,偶爾搭配「口語」輔助,於當時,我們看不到語言之間嚴重之排他性。而在此,我們所言的語言排他性,跟近代「國家」(nation)的形成是有所關連的,也就是每個國家所使用的「國語」或稱「標準話」等概念,藉由此,在每個近代國家內形成了各國內「言文一致」的文化現象,同時,語言排他性也就誕生了。繼之,每個國家為了鞏固、強化自己國內的文化,對外採取的帝國主義、殖民文化的一元化也就難以避免,先擺開對於西歐語言的印象,以及少數民族的語言不談,我們若要來探討語言的排他性問題時,殖民議題無法被輕易地一筆帶過、忽略之。

但我們今日此所言的殖民的歷史,並非以探討殖民歷史上事件為中心,因為它與(國家)語言的排他性並沒有太大關連。而根據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Karatani Kojin, 1941-)所言,比起國家語言的文體語、口語也好,在表達語言的抽象性概念、觀念,以外來語來標示最為妥當,以免毀其意義;同時,相較起「文體」而言,「口語」更具體、更生動,因為口語在其中承載著話者微妙的情緒,以及語言「眉角」(nuance)。除此之外,日文與韓語同屬為「膠著語系」,與漢語以及西方語言不同處,在於前兩者日、韓語言體系的語尾部分,有著「補充」的功能存在等等。而藉由上述語言種種現象,也讓我們觀察到,普羅大眾所使用的語言,與知識、精英份子所使用的語言,除了有著差異性存在之外,語言也連帶使兩階層(溝通)、兩國語言的間隙擴大;而從語言出發,所造成人與人的位階差異,都可以在殖民時代看到。易言之,在殖民時代,我們可以看到操著一口正確且流利日語的人為東京人士,而講著不流利的日語的人,當然在位階上是低於前者。而因為正語言有著其特性,人們總是在心裡「內」,學習、模仿著高階人士的話語,期盼同化、擬聲之。但事與願違,語言在其自身內不斷地流動、區別著,而此特性,即使在擺脫殖民時代的近代國家內,語言自身仍寓含如同殖民時代的「區別」邏輯,隱隱約約且內化在各個國民的思維中,不停地運作著。

上述所言,也就是我們為什麼在第四屆r:ead大會要選擇「語言與殖民」當作主題的原因;當然,我們可以從語言學或者是歷史學的角度,來探討語言之間的因果關係、互相影響的層面,但是,他們都並未能清楚地言明語言之內面化層面,而這一點將透過美學來探討之。毋庸置疑的是,國家與其單一語言的形成過程中,多少都會受到意識形態(idelologie)的影響,但我們若是再進一步追問的話,究竟是什麼支配人們的思維與行動的話,也只有藉由美學探討,一步步、反覆、耐心的推敲,才有可能得到答案、結論;因此,本次第四屆r:ead大會,我們主要關心的議題不是「殖民時代所使用語言」,而是「寓含著殖民慣性、習性的語言」。也因此,參加本次會議的各國人士對談中,在他們各自講著自己的母語,而從此對談中,我們將會看到此現象的浮現。除此之外,我也曾經參與過2014年第三屆r:ead大會,在當時即使有著口譯人員在旁翻譯著,但是在對談中,我隱約聽到、看到殖民語言痕跡的存在、流動,而那些殖民語詞是可能是在上上一代祖父母口中才會出現的言論、模糊的發音,甚至是我們現今不常使用的死字。

因此,第四屆r:ead大會,參與對話者的對話,同時也將成為觀察對象;即直接參與此大會且對話的東亞細亞的藝術家、策展人、口譯者們,他們用著各自母語發言、分享時,我們是否也能觀察到屬於他們各自國家的歷史、意識形態,以及言語內的情緒呢?藉由此話語、對談,我們希望可以觀察到,語言的「試驗」以及「反試驗」兩面,甚至在兩國語言內,無法同一的符號、無法互相轉義的言詞,讓它們在論述的歷史洪流之中,顯現語言自身內在的生動的知覺。這是一種實驗性的對談,通過此實驗性對談,我們希望可以讓看似互相排斥、截然不同的語言之間,重新找回語言所具有的本質性—溝通的力量。

豎立起語言的「警界」※1


趙芝恩 (mixrice)

我從來沒有經歷過「警界」的狀態。「警界」對我而言,指得是一種抽象的狀態,或者是在傳達某瞬間的語詞罷了。但矛盾的是,大家眼中的我,彷彿是必須要經歷過「警界」的人,但卻不是如此的。反而,我對「警界」一無所知。因此,這也成為我在Mixrice活動的一個理由之一。而我得知南北有所謂的「警界」沒有多久,看似這樣具體化的警界線,對我而言卻是卻是十分抽象。同樣的,這樣的「警界」也同樣發生日本本土上,它是超脫時間、空間,甚至苦痛,才能認識到的一個抽象性警界概念。

去年八月,我在大阪鶴橋的某咖啡廳與詩人金時鐘※2相約見面,雖然歲月在他身上留下了銀髮,但他身體還是十分硬朗。隨著我有點怕生的打招呼,自己也搞不懂哪來的勇氣跟他約見面,就在與他一句又一句的對談,讓生澀的氣氛緩和下來,也開啟我的好奇心。因為從他的身上,我可以重構我的過去與現在。金時鐘跟我提到,去年,他重訪了長達六十年沒回去的濟州島一事。而當我回到首爾之後,他的詩句老是浮現在我腦海中,對我而言,他就像黑暗中的大阪城一樣,指引著我。同時在我的腦海中,也浮起他(在日本)堆磚砌磚,打建起小學,以及他回到久逢的濟州島的身影。

他和我不同,乃是有著不同警界的人。金時鐘是使用著日語創作詩的在日朝鮮文學家。如他所說的,您年輕的時候,可是生活在日語所建構出來的世界。我懷抱中的少女,是日本語的少女。但在日本戰敗之後,在殖民統治、從朝鮮這塊土地上消失的我的過去時光,就像風中黃沙,一瞬間就不見了,心痛啊心痛,我的過去就像暗巷內的黑影般,無法被人看透。※3

儘管如此,金時鐘還是努力的用日語創作著詩。用他的話來說,那段時間就是「硬著頭皮創作」,之所以如此,那就是「只為了解放被殖民下的我,我透過像一位剛學會日語的少女,努力用著日語保存著我的存在」。

這就是「警界」。換句話說,語言不是被人選擇之物,而是建立起警界之物。作為「在日」的朝鮮文學家,從過去使用著羞澀的日語的他,他建立起他的警界。當然,金時鐘用日語發表的詩,跟他用著自己本國語言—韓語所發表的《光州詩篇》截然不同。我想,語言在他的身上造成衝撞。所以,他的語言不是如同我們想像的,是混雜著日語、朝鮮語,而是他用他的身體來表現出這樣的語言警界狀態。所以,藉由語言在身體上的衝撞,我們看到了警界,而非單純透過我們所使用的語言來論警界的。

在參加第三屆r:ead的一位在日臺灣小說家溫又柔的朗讀中,她藉由她的身體所開展出來的「祖父的歌曲」、「祖父的語言」,當時讓我感到十分好奇。那時,也讓我想到,如果是我「祖母的語言」會是怎麼樣的模樣?而她又有著怎麼樣的聲音,可惜的是,當初我完全無法想像,也記不起來…※4 而今日,我想像起詩人金時鐘話語–「我懷抱內的日本語少女」。在一種既非靠近中心,也非靠近警界的中間位置,讓聚集在這裡的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彼此摸索著自己警界。而這,就是我對第四屆r:ead的提案。

  1. 韓文中「경계」一詞,同時包含著「境界」、「警戒」歧意兩漢字,但此「境界」非如同漢語內「狀態」status的意思,而是「區分」、「分隔」、「警戒線」之意,故譯者兼顧到漢語與韓語的差異,翻成「警界」。而英文用boundary翻譯之。(譯者—陳慶德註)
  2. 金時鐘(KIM Si jong),1929年誕生于咸鏡南道濟州島。1948年參加4.3抗爭,1949年潛渡到日本。他用日語進行創作,且在日本生野地區生活,以及從事文化、教育工作,曾在日本創刊在韓日本朝鮮詩人同人誌《杜鵑》,以及1959年與梁石日一起創刊《カリオン》進行在日文學活動。而金時鐘著有長篇詩集《新潟》、《境界の詩》,且也被翻譯成韓語介紹進韓國國內,而文壇上,目前正在連載著金時鐘重返濟州島的心情文字。
  3. 請參閱,吳倉恩(音譯,오창은),「境界人的本體研究」,語文論集,第45號,第37-59頁,第43頁
  4. 請參考,第三屆r:ead Mixrice的文字:http://r-ead.asia/report-mixrice01/?lang=ko

小小的種子,深深地播下


相馬千秋

2012年 r:ead在東京啟動時,我正揭起「代表亞洲、日本、東京」的旗號,致力於舉辦大型藝術節。那時候作品的質與量都受到嚴格要求,在各種制度的限制下,不容失敗的緊張感無時無處不在。其背後以能窺見,公共文化事業在今日作為地方主義城市與國家間競爭的代言人,被規模與性質所嚴格評判的宿命。

r:ead從最初背負著公共文化事業的使命,發展到如今嘗試在自由領域裡深地播下一粒小小的種子。來自東亞四國的藝術家、策劃人和翻譯匯聚一堂,只是為了對話。面對「即是鄰人,亦是他人」的對象,談論自己的創作和自身立足的社會與歷史。並非因為受人之請,只為在與他人的對話中,將自己所處的歷史和現狀重構、客體化,然後重新放在面前審視。在被對話深深挖掘的土壤中,播下下一粒作品和項目的種子。通過兩周有餘的對話,參加者全體人員將共同定下並共享一個育芽計劃。這就是 r:ead的活動。

r:ead只是一個獨立活動體,根據具體情況, 做出相應的變化。最初的兩屆在日本召開,第三屆是在第二屆的參加者龔卓軍先生的自發組織下得以在台南召開,並擴展到了台灣全境。而作為第四屆的本屆,則是由上屆的參加者趙芝恩先生和安素賢先生的大力推動下,得以在韓國召開。並非因為受人之請,只因為在這些相信其必要性的人之間不斷接力,這個項目才得以在東亞周遊至今。

r:ead在這四年的過程中,已經有了新的發展。東京藝術公社是以 r:ead的課題為主旨而發足的。緊隨其後,因為得到台南與 r:ead相關的獨立運動旗手的接力,台南藝術公社成立了。並且,作為 r:ead最重要也最困難的課題,特殊翻譯領域的「Art Translators Collective」,也在擔任 r:ead翻譯策劃的田村Kanoko的主導下逐漸建立起來。所有的一切,都是從 r:ead的實踐經驗出發,在各地域的特性和現實情況中發展起來的必然結果。

r:ead採用了「全體人員說母語」這種極為質樸,然而極為艱難的交流原則。本屆又再次將生活在兩種語言和兩種文化之間的翻譯者放到了藝術家和策劃人並列的「第三表現者/媒介者」的位置,將東亞的語言問題本身放到了桌面上。東亞至今為止,因為必須經由西方語言而被扭曲的藝術和語言的關係,正是 r:ead如今所要面對的最大挑戰。

r:ead不具有政治議題,也並非有框架和預算的項目,只是一個因為參加者感到了其必然性而成立的虛構和假設中的共同體,只有在不斷的對話中才能成立。並非因為受人之請,只因為承接了一個理念,每個人都是東亞的當事人、歷史的主體、現在的更新者。作為藝術家,作為策劃人,作為翻譯,我們在不同性質的存在於時間之間架起了媒介。這個共享的平台,要由不同性質的人們來開拓。也許只是一粒非常小的種子,然而我們把它深深地播下了。這粒種子會長成什麼樣的芽,誰也無法預料。但也正因為無法預料,我們才再一次聚在一起,渴望對話。

在此,向在如此不穩定的情況下,仍然幫助實現了本屆韓國之行的趙芝恩先生、安素賢先生,給予支持與幫助的京畿文化財團、國際交流基金,以及本屆及往屆參加 r:ead的所有藝術家、策劃人、翻譯、職員和有關人員致以衷心的感謝。

無時無刻都在舞台之上

翻譯總監
田村 Kanoko

r:ead是共享東亞地區的藝術及社會問題意識,去形成一個進行共同思考的交流平台。我們重視介於人與人、文化與文化、國與國之間,不斷尋求連接方式的“譯者”(翻譯者、口譯者)的存在,並進而去探究其存在的方式。這不僅是本計劃中所要探討的問題,也左右著當今藝術往後進展方向的重要課題。

譯者,並不只是幕後,也不是透明人或者機器人,而是一名創作者。

在r:ead的計劃中,日本、韓國、中國大陸、台灣的藝術家們共聚一堂,原則上用自身的母語進行對話。日語/韓語、韓語/中文、中文/日語的譯者站在藝術家們和策展人們之間進行翻譯,有時還需要通過二次口譯進行語言的交換。這是一項需要有集中力和忍耐力的工作,對於在場的所有人來說都非常艱難,但各自在使用母語進行思考和發言時,相信是可以達到(在不一定所有人都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只能在表層的溝通中去領會其含義所難做到的)高解析度、更走向對話本質的可能。

在這樣的場合,左右著對話品質的,當然就是譯者的功力。參與r:ead的譯者們,不僅須有高度的語言能力,還要對藝術有深厚的造詣和關心,理解r:ead的理念和對話的重要性外,還需具備與藝術家和策展人一起進行思考的心態與資質。
除此以外,當翻譯者在超越語言翻譯的範疇,發揮廣義上的“譯者”的力量,連接藝術家和策展人到各種新的事物時,這種團隊思考的模式,會時而擦撞出奇蹟般的作品呈現(或者為作品提供靈感來源)之可能性。比如說,上一次參加了在台灣舉辦的r:ead #3的日本代表溫又柔和大川景子,以及作為中文及台語/日語翻譯者參加活動的策展人葉佳蓉,三人在不斷進行對話和調研之後,為我們呈現與分享了十分出色的成果。

當然,或許有人會說,譯者應當是幕後的工作者。譯者不應在譯文上反應自己個人的意見,甚至有的翻譯是機器或軟體就能勝任。但比如說在口譯的狀況下,口譯者在接收了發言者的談話內容後,透過自己的身體發聲,再向收聽者傳遞信息。在信息通過一個身體時,必然會融入口譯者本人的身體特徵(聲調和肢體語言等)、知識和經驗以及以此為基礎的思維方式,在傳遞時其內容受影響是無可避免的。如果是以不存在的實體方式去進行轉譯作業,那麼又怎能說是和用自身身體在坦誠相對的發言者及聽眾,一起對等地在面對面著。那倒不如,譯者更應該仔細咀嚼發言者的字句內容,認真思考如何用自己的語言向他人傳遞信息。我認為,這才是作為一名譯者應抱有的真誠態度。

而我,特意將這樣真誠的翻譯行為,理解為是一種富有創造性的表現。
表現本身,並不一定就是要表達自己的意見,應該是通過價值的質疑,視角的挪移,改變形態之中,去提出不同的觀看世界的方式。被譯者所遺漏的詞句,會在譯者的體內自然的消逝;但是被譯者拾起的詞句,則會和他者連接,綻放光芒。譯者拾起交錯的詞句,全心全力地在向他者傳達的同時,自身也面對著相同的議題,與藝術家和策展人們共同思考著。然而,從歷史的大河中細心地找尋流失的個人故事,採掘被權力交錯糾纏的語句和扭曲的境界,將這些進行可視化的過程,不也正是r:ead一直以來所作的活動其本身。

藝術家、策展人和譯者,懷著同樣的覺悟和真誠的心走向彼此,從各自的立場上交換意見,將把不可預見的未來,被埋沒的人物和感受,在某物與某物之間所存在的希望,一一賦予它們語彙、名稱和形狀。我認為這正是r:ead所追求的交流平台,也是東亞四地的人們在同一個場所同寢共食的環境下才能成立的特別的表現形式。

只懂英語和日語的我,在r:ead這樣的場景中,有時感到非常無力。但是,作為翻譯總監,我希望可以將自己的身體也搬上舞台,仔細聆聽在場交彙的語句,尋求自自己和世界的連接方式的同時,也親眼見證從r:ead中再孕育發展的藝術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