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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声与区别:东亚细亚的殖民与语言


安素贤

在《旧约》〈士师记〉内,曾经记载着「试验」(shibboleth, 音译:虚博勒)的故事。也就是在以色列人和迦南人的战争中,人们为了区别谁为战败者、逃亡者,以及敌方,乃以对方是否能够标准地发出「虚博勒」(shibboleth)一词内「虚」的发音正确与否,来判断对方是否为我方之人。且根据《旧约》的记载,当时有将近四万两千多位,因为发不准属于我方的「虚」音而被杀害。因此「虚博勒」有着「试验」之意。这一词迄今也被放大到,从国籍、等级、理念等,来「试验」判别与我不同的他人身份之意。而此「试验」在人类战争史,处处可见,诸如在东亚细亚的殖民历史上,在日本关东大地震时,日本人为了区别谁是朝鲜人谁是日本人,纷纷要求对方发出日语中「十元五十分」的发音作为判准;同样的例子,也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为了能够正确的区别对方是否是伪装成中国人的日本兵,同样地要求对方是否能够精准地,发出R或L的音作为判准(因为中国人不太会发R与L这两个相近发音位置的音)。换句话说,即使在文化相近的地区,语言仍有着一种「试验」的原理在其中运作着。

此次第四届r:ead,我们关注的也就是上述所言的语言排他性。众所皆知的,在历史上,古时的东亚细亚各国,主要都以汉文「文语」当作沟通手段,偶尔搭配「口语」辅助,于当时,我们看不到语言之间严重之排他性。而在此,我们所言的语言排他性,跟近代「国家」(nation)的形成是有所关连的,也就是每个国家所使用的「国语」或称「标准话」等概念,藉由此,在每个近代国家内形成了各国内「言文一致」的文化现象,同时,语言排他性也就诞生了。继之,每个国家为了巩固、强化自己国内的文化,对外采取的帝国主义、殖民文化的一元化也就难以避免,先摆开对于西欧语言的印象,以及少数民族的语言不谈,我们若要来探讨语言的排他性问题时,殖民议题无法被轻易地一笔带过、忽略之。

但我们今日此所言的殖民的历史,并非以探讨殖民历史上事件为中心,因为它与(国家)语言的排他性并没有太大关连。而根据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Karatani Kojin, 1941-)所言,比起国家语言的文体语、口语也好,在表达语言的抽象性概念、观念,以外来语来标示最为妥当,以免毁其意义;同时,相较起「文体」而言,「口语」更具体、更生动,因为口语在其中承载着话者微妙的情绪,以及语言「眉角」(nuance)。除此之外,日文与韩语同属为「胶着语系」,与汉语以及西方语言不同处,在于前两者日、韩语言体系的语尾部分,有着「补充」的功能存在等等。而藉由上述语言种种现象,也让我们观察到,普罗大众所使用的语言,与知识、精英份子所使用的语言,除了有着差异性存在之外,语言也连带使两阶层(沟通)、两国语言的间隙扩大;而从语言出发,所造成人与人的位阶差异,都可以在殖民时代看到。易言之,在殖民时代,我们可以看到操着一口正确且流利日语的人为东京人士,而讲着不流利的日语的人,当然在位阶上是低于前者。而因为正语言有着其特性,人们总是在心里「内」,学习、模仿着高阶人士的话语,期盼同化、拟声之。但事与愿违,语言在其自身内不断地流动、区别着,而此特性,即使在摆脱殖民时代的近代国家内,语言自身仍寓含如同殖民时代的「区别」逻辑,隐隐约约且内化在各个国民的思维中,不停地运作着。

上述所言,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在第四届r:ead大会要选择「语言与殖民」当作主题的原因;当然,我们可以从语言学或者是历史学的角度,来探讨语言之间的因果关系、互相影响的层面,但是,他们都并未能清楚地言明语言之内面化层面,而这一点将透过美学来探讨之。毋庸置疑的是,国家与其单一语言的形成过程中,多少都会受到意识形态(idelologie)的影响,但我们若是再进一步追问的话,究竟是什么支配人们的思维与行动的话,也只有藉由美学探讨,一步步、反复、耐心的推敲,才有可能得到答案、结论;因此,本次第四届r:ead大会,我们主要关心的议题不是「殖民时代所使用语言」,而是「寓含着殖民惯性、习性的语言」。也因此,参加本次会议的各国人士对谈中,在他们各自讲着自己的母语,而从此对谈中,我们将会看到此现象的浮现。除此之外,我也曾经参与过2014年第三届r:ead大会,在当时即使有着口译人员在旁翻译着,但是在对谈中,我隐约听到、看到殖民语言痕迹的存在、流动,而那些殖民语词是可能是在上上一代祖父母口中才会出现的言论、模糊的发音,甚至是我们现今不常使用的死字。

因此,第四届r:ead大会,参与对话者的对话,同时也将成为观察对象;即直接参与此大会且对话的东亚细亚的艺术家、策展人、口译者们,他们用着各自母语发言、分享时,我们是否也能观察到属于他们各自国家的历史、意识形态,以及言语内的情绪呢?藉由此话语、对谈,我们希望可以观察到,语言的「试验」以及「反试验」两面,甚至在两国语言内,无法同一的符号、无法互相转义的言词,让它们在论述的历史洪流之中,显现语言自身内在的生动的知觉。这是一种实验性的对谈,通过此实验性对谈,我们希望可以让看似互相排斥、截然不同的语言之间,重新找回语言所具有的本质性—沟通的力量。

竖立起语言的「警界」※1


赵芝恩 (mixrice)

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警界」的状态。「警界」对我而言,指得是一种抽象的状态,或者是在传达某瞬间的语词罢了。但矛盾的是,大家眼中的我,彷佛是必须要经历过「警界」的人,但却不是如此的。反而,我对「警界」一无所知。因此,这也成为我在Mixrice活动的一个理由之一。而我得知南北有所谓的「警界」没有多久,看似这样具体化的警界线,对我而言却是却是十分抽象。同样的,这样的「警界」也同样发生日本本土上,它是超脱时间、空间,甚至苦痛,才能认识到的一个抽象性警界概念。

去年八月,我在大阪鹤桥的某咖啡厅与诗人金时钟※2相约见面,虽然岁月在他身上留下了银发,但他身体还是十分硬朗。随着我有点怕生的打招呼,自己也搞不懂哪来的勇气跟他约见面,就在与他一句又一句的对谈,让生涩的气氛缓和下来,也开启我的好奇心。因为从他的身上,我可以重构我的过去与现在。金时钟跟我提到,去年,他重访了长达六十年没回去的济州岛一事。而当我回到首尔之后,他的诗句老是浮现在我脑海中,对我而言,他就像黑暗中的大阪城一样,指引着我。同时在我的脑海中,也浮起他(在日本)堆砖砌砖,打建起小学,以及他回到久逢的济州岛的身影。

他和我不同,乃是有着不同警界的人。金时钟是使用着日语创作诗的在日朝鲜文学家。如他所说的,您年轻的时候,可是生活在日语所建构出来的世界。我怀抱中的少女,是日本语的少女。但在日本战败之后,在殖民统治、从朝鲜这块土地上消失的我的过去时光,就像风中黄沙,一瞬间就不见了,心痛啊心痛,我的过去就像暗巷内的黑影般,无法被人看透。※3

尽管如此,金时钟还是努力的用日语创作着诗。用他的话来说,那段时间就是「硬着头皮创作」,之所以如此,那就是「只为了解放被殖民下的我,我透过像一位刚学会日语的少女,努力用着日语保存着我的存在」。

这就是「警界」。换句话说,语言不是被人选择之物,而是建立起警界之物。作为「在日」的朝鲜文学家,从过去使用着羞涩的日语的他,他建立起他的警界。当然,金时钟用日语发表的诗,跟他用着自己本国语言—韩语所发表的《光州诗篇》截然不同。我想,语言在他的身上造成冲撞。所以,他的语言不是如同我们想象的,是混杂着日语、朝鲜语,而是他用他的身体来表现出这样的语言警界状态。所以,藉由语言在身体上的冲撞,我们看到了警界,而非单纯透过我们所使用的语言来论警界的。

在参加第三届r:ead的一位在日台湾小说家温又柔的朗读中,她藉由她的身体所开展出来的「祖父的歌曲」、「祖父的语言」,当时让我感到十分好奇。那时,也让我想到,如果是我「祖母的语言」会是怎么样的模样?而她又有着怎么样的声音,可惜的是,当初我完全无法想象,也记不起来…※4 而今日,我想象起诗人金时钟话语–「我怀抱内的日本语少女」。在一种既非靠近中心,也非靠近警界的中间位置,让聚集在这里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彼此摸索着自己警界。而这,就是我对第四届r:ead的提案。

  1. 韩文中「경계」一词,同时包含着「境界」、「警戒」歧意两汉字,但此「境界」非如同汉语内「状态」status的意思,而是「区分」、「分隔」、「警戒线」之意,故译者兼顾到汉语与韩语的差异,翻成「警界」。而英文用boundary翻译之。(译者—陈庆德注)
  2. 金时钟 (KIM Si jong),1929年诞生于咸镜南道济州岛。1948年参加4.3抗争,1949年潜渡到日本。他用日语进行创作,且在日本生野地区生活,以及从事文化、教育工作,曾在日本创刊在韩日本朝鲜诗人同人志《杜鹃》,以及1959年与梁石日一起创刊《カリオン》进行在日文学活动。而金时钟著有长篇诗集《新潟》、《境界の诗》,且也被翻译成韩语介绍进韩国国内,而文坛上,目前正在连载着金时钟重返济州岛的心情文字。
  3. 请参阅,吴仓恩(音译,오창은),「境界人的本体研究」,语文论集,第45号,第37-59页,第43页
  4. 请参考,第三届r:ead Mixrice的文字:http://r-ead.asia/report-mixrice01/?lang=ko

小小的種子,深深地播下


相馬千秋

2012年r:ead在东京启动时,我正揭起「代表亚洲、日本、东京」的旗号,致力于举办大型艺术节。那时候作品的质与量都受到严格要求,在各种制度的限制下,不容失败的紧张感无时无处不在。其背后已能窥见,公共文化事业在今日作为地方主义城市与国家间竞争的代言人,被规模与性质所严格评判的宿命。

r:ead从最初背负着公共文化事业的使命,发展到如今尝试在自由领域里深深地播下一粒小小的种子。来自东亚四国的艺术家、策划人和翻译汇聚一堂,只是为了对话。面对「既是邻人,亦是他人」的对象,谈论自己的创作和自身立足的社会与历史。并非因为受人之请,只为在与他人的对话中,将自己所处的历史和现状重构、客体化,然后重新放在面前审视。在被对话深深挖掘的土壤中,播下下一粒作品和项目的种子。通过两周有余的对话,参加者全体人员将共同定下并共享一个育芽计划。这就是r:ead的活动。

r:ead只是一个独立活动体,根据具体情况,做出相应的变化。最初的两届在日本召开,第三届是在第二届的参加者龚卓军先生的自发组织下得以在台南召开,并扩展到了台湾全境。而作为第四届的本届,则是由上届的参加者赵芝恩先生和安素贤先生的大力推动下,得以在韩国召开。并非因为受人之请,只因为在这些相信其必要性的人之间不断接力,这个项目才得以在东亚周游至今。

r:ead在这四年的过程中,已有了新的发展。东京艺术公社是以r:ead的课题为主旨而发足的,紧随其后,因得到台南与r:ead相关的独立运动旗手的接力,台南艺术公社成立了。并且,作为r:ead最重要也最困难的课题,特殊翻译领域的「Art Translators Collective」,也在担任r:ead翻译策划的田村Kanoko的主导下逐渐建立起来。所有的一切,都是从r:ead的实际经验出发,在各地域的特性和现实情况中发展起来的必然结果。

r:ead采用了「全体人员说母语」这种极为质朴,然而极其艰难的交流原则。本届又再次将生活在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之间的翻译者们放到了与艺术家和策划人并列的「第三表现者/媒介者」的位置,将东亚的语言问题本身放到了桌面上。东亚至今为止,因为必须经由西方语言而被扭曲的艺术和语言的关系,正是r:ead如今所要面对的最大挑战。

r:ead不具有政治议题,也并非有框架和预算的项目,只是一个因为参加者感到了其必然性而成立的虚构和假设中的共同体,只有在不断的对话中才能成立。并非因为受人之请,只因为承接了一个理念,每个人都是东亚的当事人、历史的主体、现在的更新者。作为艺术家,作为策划人,作为翻译,我们在不同性质的的存在与时间之间架起了媒介。这个共享的平台,要由不同性质的人们来开拓。也许只是一粒非常小的种子,然而我们把它深深地播下了。这粒种子会长成什么样的芽,谁也无法预料。但也正因为无法预料,我们才再一次聚在一起,渴望对话。


在此,向在如此不稳定的情况下,仍然帮助实现了本届韩国之行的赵芝恩先生、安素贤先生、给予支持与帮助的京畿文化财团、国际交流基金,以及本届及往届参加r:ead的所有艺术家、策划人、翻译、职员和有关人员致以衷心的感谢。

无时无刻都在舞台之上

翻译总监
田村 Kanoko

r:ead是共享东亚地区的艺术及社会问题意识,去形成一个进行共同思考的交流平台。我们重视介于人与人、文化与文化、国与国之间,不断寻求连接方式的“译者”(翻译者、口译者)的存在,并进而去探究其存在的方式。这不仅是本计划中所要探讨的问题,也左右着当今艺术往后进展方向的重要课题。

译者,并不只是幕后,也不是透明人或者机器人,而是一名创作者。

在r:ead的计划中,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台湾的艺术家们共聚一堂,原则上用自身的母语进行对话。日语/韩语、韩语/中文、中文/日语的译者站在艺术家们和策展人们之间进行翻译,有时还需要通过二次口译进行语言的交换。这是一项需要有集中力和忍耐力的工作,对于在场的所有人来说都非常艰难,但各自在使用母语进行思考和发言时,相信是可以达到(在不一定所有人都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只能在表层的沟通中去领会其含义所难做到的)高解析度、更走向对话本质的可能。

在这样的场合,左右着对话品质的,当然就是译者的功力。参与r:ead的译者们,不仅须有高度的语言能力,还要对艺术有深厚的造诣和关心,理解r:ead的理念和对话的重要性外,还需具备与艺术家和策展人一起进行思考的心态与资质。
除此以外,当翻译者在超越语言翻译的范畴,发挥广义上的“译者”的力量,连接艺术家和策展人到各种新的事物时,这种团队思考的模式,会时而擦撞出奇迹般的作品呈现(或者为作品提供灵感来源)之可能性。比如说,上一次参加了在台湾举办的r:ead #3的日本代表温又柔和大川景子,以及作为中文及台语/日语翻译者参加活动的策展人叶佳蓉,三人在不断进行对话和调研之后,为我们呈现与分享了十分出色的成果。

当然,或许有人会说,译者应当是幕后的工作者。译者不应在译文上反应自己个人的意见,甚至有的翻译是机器或软体就能胜任。但比如说在口译的状况下,口译者在接收了发言者的谈话内容后,透过自己的身体发声,再向收听者传递信息。在信息通过一个身体时,必然会融入口译者本人的身体特征(声调和肢体语言等)、知识和经验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思维方式,在传递时其内容受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如果是以不存在的实体方式去进行转译作业,那么又怎能说是和用自身身体在坦诚相对的发言者及听众,一起对等地在面对面着。那倒不如,译者更应该仔细咀嚼发言者的字句内容,认真思考如何用自己的语言向他人传递信息。我认为,这才是作为一名译者应抱有的真诚态度。

而我,特意将这样真诚的翻译行为,理解为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表现。
表现本身,并不一定就是要表达自己的意见,应该是通过价值的质疑,视角的挪移,改变形态之中,去提出不同的观看世界的方式。被译者所遗漏的词句,会在译者的体内自然的消逝;但是被译者拾起的词句,则会和他者连接,绽放光芒。译者拾起交错的词句,全心全力地在向他者传达的同时,自身也面对着相同的议题,与艺术家和策展人们共同思考着。然而,从历史的大河中细心地找寻流失的个人故事,采掘被权力交错纠缠的语句和扭曲的境界,将这些进行可视化的过程,不也正是r:ead一直以来所作的活动其本身。

艺术家、策展人和译者,怀着同样的觉悟和真诚的心走向彼此,从各自的立场上交换意见,将把不可预见的未来,被埋没的人物和感受,在某物与某物之间所存在的希望,一一赋予它们语汇、名称和形状。我认为这正是r:ead所追求的交流平台,也是东亚四地的人们在同一个场所同寝共食的环境下才能成立的特别的表现形式。

只懂英语和日语的我,在r:ead这样的场景中,有时感到非常无力。但是,作为翻译总监,我希望可以将自己的身体也搬上舞台,仔细聆听在场交汇的语句,寻求自自己和世界的连接方式的同时,也亲眼见证从r:ead中再孕育发展的艺术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