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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拾國際主義

2015/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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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參加以“流動民”為主題的r:ead #3,緣於我2013年我在香港創作的作品《安倍德卡爾 – 為伊唱》(Ambedkar – Sing For Her),而創作這件作品又緣於2010年我受“西天中土計劃”邀請到印度德里駐村。從北京到德里,到香港,再到台南,這是一個不曾預見的美妙旅程。

《為伊唱》這件作品是我和香港菲傭團體合作創作的。香港有近十萬家庭傭工,主要來自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無論她們在港居住多久,都無法獲得永久居留權。作品由一個巨大的話筒和卡拉 OK系統組成。電腦程序逼迫觀眾參與,不然電視畫面永遠停留在初始狀態:to sthart the system shout。觀眾被要求學唱的歌曲叫做《O Ilaw》(光之歌),是上世紀30、40年代在菲律賓廣為流傳的一首情歌。歌詞是這樣的:

歐,光
在寒冷黑夜
你像那天上
一顆星星

歐,光
在寂靜黑夜
你的照片,姑娘
讓人心傷

醒來
從夢境中
從昏睡中
沉沉的

開啟你的窗
望着我
你才明白
我真正的憂傷

這既是一首情歌,也是反抗美國佔領的菲律賓獨立運動的暗號。歌唱者希望喚醒的不只是樓上的姑娘,更是菲律賓民眾。對中國大陸民眾來說,“昏睡”、“憂傷”、“醒來”這些意象並不陌生,因為它們都曾經主導我們的革命話語。二十世紀,革命、解放、民族獨立是第三世界民眾的共同訴求和行動。但今天,我們(中國民眾)不再覺得自己和菲律賓人民有什麼關聯,我們的夢想是中國成為與美國齊肩的世界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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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年我參加了多次亞際交流,隱隱感覺到一種新的冷戰格局正在東亞慢慢浮現出來。香港、台灣、韓國、日本都已經從工業化進入後工業化時代,都經歷了或正在尋求民主轉型,人口和土地規模都比中國小,都沒有經歷過共產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實踐。這些地方的藝術家和學者見面時覺得大家面對類似的問題,可以互相借鑒,彼此也能平等尊重。中國則不同:國家規模巨大,二十世紀大部分時間被共產夢想主導,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後,我們正處在工業化的巔峰,國家層面上儼然已經成為全球第二,但普通民眾的生活依然和周邊地區相距甚遠。如果東亞各地文化工作者都以西方文化作為我們的他者,似乎尚可以因共同的危機而產生交流的動力。但一旦失去外部假想敵,中國與港台韓日的差異很容易就凸顯出來,成為交流的阻礙。

在東亞民眾(包括文化工作者)之間建立起連帶,或許需要我們弱化民族國家的邊界,重新拾起“我們都是被壓迫者”的情感認同,重新拾起二十世紀聯結各國無產者的國際主義。這也正是佔領運動(Occupy Movements)的精髓。佔領運動再次將階級置於政治話語的核心:we are the 99% and you are the 1%。這裡的“我們”並不只是美國民眾,也包括中國民眾、台灣民眾、韓國民眾。Thomas Pikkety 等學者的分析更指明:在新自由主義席捲全球的當下,各地民眾都面臨貧富分化繼續惡化的共同災難。

在我的經驗中,最能讓我感受到國際主義精神的是同志社群。不論來自哪個國度,大家知道彼此是同志,都會多一絲友善、多一點互助。這和大家覺得“我們都是被壓迫者”分不開。這也提醒我們,“被壓迫者”、“無產者”等概念在當下需要被賦予新的內涵。當我們重拾階級視角時,並不應該放棄身份政治、生態運動的成果與訴求,而是應該致力於建立一個廣泛的、保有差異的聯盟,畢竟我們都屬於那廣闊的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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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受壓迫的99%恐怕也應該包括人之外的植物、動物、土地、河流。去年夏天我受邀參加上海的“西岸雙年展”,展場是位於徐匯區的上海水泥廠舊址。當我去看場地時,欣喜地發現因為工廠搬遷後無人在此工作和生活,植物已經佔領了廠區的一大片土地。我請做園林的朋友幫我辨認出這裡的植物,竟然發現超過二十種:構樹、雞屎藤、豬毛蒿、蘿藦、馬鞭草、還有被列為漸危種的野大豆。展覽主辦方原計劃把這片“荒草”剷除,將這裡改造成水泥廣場。策展人劉瀟幫我說服了他們,同意保留這片草地—生態學者稱之為“城市殘存近自然生境”。但施工隊的工人並不明白我們的意圖,一不留神,他們就用推土機把草地鏟掉了四分之一。這不像其他作品,可以如變魔術般找取巧的辦法補救,再有本事的藝術家也無法創造出自然。接下來,不知道是誰指揮施工隊在草地周邊挖坑種樹。草地中自然長起來的樟樹苗茁壯的很,但園林公司種過來的樟樹沒幾天就死了一半。開展前,清潔工人來做掃除,把小樓裡面的爬山虎全部清走了,草地中的一次性飯盒卻紋絲未動。植物成了我們的一面鏡子,反射出我們的執迷與狂妄。

初秋時,草地中開滿了“加拿大一枝黃花”,這是上世紀30年代作為觀賞植物被從加拿大引入中國的物種。因缺少天敵,它在中國已經演變成多年生入侵植物,佔據了華東大片土地,是農民最痛恨的雜草之一。其實外來物種比比皆是,今年春天我在深圳調查當地的“野草”時,才發覺原來近一半的路邊物種都來自中南美洲。今天,一方面國家嚴禁物種跨越邊界,另一方面糧食、水果等植物商品又要遵從自由貿易的邏輯在各地流通。兩者都因資本的需要:國家暴力要保持資本主義體系的穩定,而只有更激烈的流通才能帶來資本的增值。植物能否和被壓迫者攜手衍生出新的國際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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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將發起一個名為“酷農國際”(Queer Farmers International,簡稱 QFI)的組織,探索酷兒生活、種植實踐、國際主義三者之間的連結。學習將是項目的核心,因為我們只有通過學習才能去描繪一個我們尚不確定的未來。酷兒並不簡單的等同於同志身份,而是強調對主流生活方式的反思與反抗。成為 QFI 的成員需要通過酷兒考試,測試的內容通過群體討論來確定。在種植的層面,我們會向本地傳統部族學習,亦會借鑒立體種植等新技術。形成國際連帶的一個可能入口是藥用植物,不同地區種植採收的藥用植物可作為禮物(而非商品)贈予其他地方有需要的人。國際主義只有通過真情實感才能生根發芽;禮物、治療都與情感密不可分。

感謝龔卓軍教授、相馬女士和所有參與者的幫助,讓我在台南得以通過密集的討論反思自己近期的工作,更清楚的看到重拾國際主義的緊迫與可能。

2014年11月16日,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