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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拾国际主义

2015/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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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参加以“流动民”为主题的r:ead #3,缘于我2013年我在香港创作的作品《安倍德卡尔 – 为伊唱》(Ambedkar – Sing For Her),而创作这件作品又缘于2010年我受“西天中土计划”邀请到印度德里驻村。从北京到德里,到香港,再到台南,这是一个不曾预见的美妙旅程。

《为伊唱》这件作品是我和香港菲佣团体合作创作的。香港有近十万家庭佣工,主要来自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无论她们在港居住多久,都无法获得永久居留权。作品由一个巨大的话筒和卡拉 OK系统组成。电脑程序逼迫观众参与,不然电视画面永远停留在初始状态:to sthart the system shout。观众被要求学唱的歌曲叫做《O Ilaw》(光之歌),是上世纪30、40年代在菲律宾广为流传的一首情歌。歌词是这样的:

欧,光
在寒冷黑夜
你像那天上
一颗星星

欧,光
在寂静黑夜
你的照片,姑娘
让人心伤

醒来
从梦境中
从昏睡中
沉沉的

开启你的窗
望着我
你才明白
我真正的忧伤

这既是一首情歌,也是反抗美国占领的菲律宾独立运动的暗号。歌唱者希望唤醒的不只是楼上的姑娘,更是菲律宾民众。对中国大陆民众来说,“昏睡”、“忧伤”、“醒来”这些意象并不陌生,因为它们都曾经主导我们的革命话语。二十世纪,革命、解放、民族独立是第三世界民众的共同诉求和行动。但今天,我们(中国民众)不再觉得自己和菲律宾人民有什么关联,我们的梦想是中国成为与美国齐肩的世界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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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我参加了多次亚际交流,隐隐感觉到一种新的冷战格局正在东亚慢慢浮现出来。香港、台湾、韩国、日本都已经从工业化进入后工业化时代,都经历了或正在寻求民主转型,人口和土地规模都比中国小,都没有经历过共产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这些地方的艺术家和学者见面时觉得大家面对类似的问题,可以互相借鉴,彼此也能平等尊重。中国则不同:国家规模巨大,二十世纪大部分时间被共产梦想主导,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后,我们正处在工业化的巅峰,国家层面上俨然已经成为全球第二,但普通民众的生活依然和周边地区相距甚远。如果东亚各地文化工作者都以西方文化作为我们的他者,似乎尚可以因共同的危机而产生交流的动力。但一旦失去外部假想敌,中国与港台韩日的差异很容易就凸显出来,成为交流的阻碍。

在东亚民众(包括文化工作者)之间建立起连带,或许需要我们弱化民族国家的边界,重新拾起“我们都是被压迫者”的情感认同,重新拾起二十世纪联结各国无产者的国际主义。这也正是占领运动(Occupy Movements)的精髓。占领运动再次将阶级置于政治话语的核心:we are the 99% and you are the 1%。这里的“我们”并不只是美国民众,也包括中国民众、台湾民众、韩国民众。Thomas Pikkety 等学者的分析更指明:在新自由主义席卷全球的当下,各地民众都面临贫富分化继续恶化的共同灾难。

在我的经验中,最能让我感受到国际主义精神的是同志社群。不论来自哪个国度,大家知道彼此是同志,都会多一丝友善、多一点互助。这和大家觉得“我们都是被压迫者”分不开。这也提醒我们,“被压迫者”、“无产者”等概念在当下需要被赋予新的内涵。当我们重拾阶级视角时,并不应该放弃身份政治、生态运动的成果与诉求,而是应该致力于建立一个广泛的、保有差异的联盟,毕竟我们都属于那广阔的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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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受压迫的99%恐怕也应该包括人之外的植物、动物、土地、河流。去年夏天我受邀参加上海的“西岸双年展”,展场是位于徐汇区的上海水泥厂旧址。当我去看场地时,欣喜地发现因为工厂搬迁后无人在此工作和生活,植物已经占领了厂区的一大片土地。我请做园林的朋友帮我辨认出这里的植物,竟然发现超过二十种:构树、鸡屎藤、猪毛蒿、萝藦、马鞭草、还有被列为渐危种的野大豆。展览主办方原计划把这片“荒草”铲除,将这里改造成水泥广场。策展人刘潇帮我说服了他们,同意保留这片草地—生态学者称之为“城市残存近自然生境”。但施工队的工人并不明白我们的意图,一不留神,他们就用推土机把草地铲掉了四分之一。这不像其他作品,可以如变魔术般找取巧的办法补救,再有本事的艺术家也无法创造出自然。接下来,不知道是谁指挥施工队在草地周边挖坑种树。草地中自然长起来的樟树苗茁壮的很,但园林公司种过来的樟树没几天就死了一半。开展前,清洁工人来做扫除,把小楼里面的爬山虎全部清走了,草地中的一次性饭盒却纹丝未动。植物成了我们的一面镜子,反射出我们的执迷与狂妄。

初秋时,草地中开满了“加拿大一枝黄花”,这是上世纪30年代作为观赏植物被从加拿大引入中国的物种。因缺少天敌,它在中国已经演变成多年生入侵植物,占据了华东大片土地,是农民最痛恨的杂草之一。其实外来物种比比皆是,今年春天我在深圳调查当地的“野草”时,才发觉原来近一半的路边物种都来自中南美洲。今天,一方面国家严禁物种跨越边界,另一方面粮食、水果等植物商品又要遵从自由贸易的逻辑在各地流通。两者都因资本的需要:国家暴力要保持资本主义体系的稳定,而只有更激烈的流通才能带来资本的增值。植物能否和被压迫者携手衍生出新的国际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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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发起一个名为“酷农国际”(Queer Farmers International,简称 QFI)的组织,探索酷儿生活、种植实践、国际主义三者之间的连结。学习将是项目的核心,因为我们只有通过学习才能去描绘一个我们尚不确定的未来。酷儿并不简单的等同于同志身份,而是强调对主流生活方式的反思与反抗。成为 QFI 的成员需要通过酷儿考试,测试的内容通过群体讨论来确定。在种植的层面,我们会向本地传统部族学习,亦会借鉴立体种植等新技术。形成国际连带的一个可能入口是药用植物,不同地区种植采收的药用植物可作为礼物(而非商品)赠予其他地方有需要的人。国际主义只有通过真情实感才能生根发芽;礼物、治疗都与情感密不可分。

感谢龚卓君教授、相马女士和所有参与者的帮助,让我在台南得以通过密集的讨论反思自己近期的工作,更清楚的看到重拾国际主义的紧迫与可能。

2014年11月16日,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