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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寄生:開王殿的故事

2015/01/21

在台南,只要隨便走上幾步,就會和一座廟宇相遇。無論供奉的是什麼樣的神明,一律層層疊疊、艷麗厚重,配以最現代的閃爍燈光,儼然是城市生活中極為活躍的所在。神明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乃至在城市空間裡佔據如此顯赫的位置,是我在台南才有的獨特感受。
不過,高雄的開王殿,卻是另一番面目。
來到高雄的開王殿,是一個大太陽的上午。不遠處是已經被定為“國定”古蹟的中都唐榮磚窯廠。它們之間,是推平了所有建築的荒地一片,野草長得正歡。開王殿沒有台南廟宇的大場面,沒有色彩艷麗的門楣,只是那麼小小的敞開的一間。所有的陳列,都和如今仍在看護它的幾位老人家一樣,上了年紀。
知道我們要來,幾位老人特意趕來。他們和高雄大學的楊老師一起,向我們介紹開王殿的歷史。原來,中都唐榮磚窯廠的前身是1899年日本人在此處建立的工廠。自開辦以來,憑藉著愛河的運輸優勢和資源優勢——沿岸的粘土和周圍柴山提供的木材,磚窯廠生意興盛,吸引了從澎湖和台南來的大量移民。此後,大陸解放、國民黨來台,歷史轉移之中磚廠易主,其生產的TB磚,卻銷量大增,甚至供應了當時香港一批校舍的建設。熱情招呼我們的老伯,也就在那時當起了磚廠的童工苦力。
伴隨着磚窯廠一同出現的,便是開王殿。在那個年代,移居此地以燒磚維生、繁衍的男女老幼,不分晝夜,出賣着自己的勞力,卻得不到任何醫療和生活上的保障,更沒有求醫問藥的門路。於是,工人們用自己燒的磚,建起了開王殿,供奉上家鄉來的神明。用楊老師的話說,在當時那種嚴酷剝削、缺醫少藥的情況下,開王殿不僅是他們寄託信仰的中心,更是醫療和社會保障的中心。一位阿婆從家裡特意帶來了開王殿當年的記錄簿,裡面詳細記錄了近百年間,此地各家求醫問症、捉鬼安神的故事。某家媳婦瘋癲,某家遭遇惡疾,某某人無法說話……。在記錄這些症狀之後,主事者寫下處理之法,開藥請神,無意間卻也記錄了一部充斥着身體和精神的高度緊張的社會生活史。阿婆一邊幫我們辨認記錄簿上的文字,一邊不斷強調,開王殿的神明如何靈驗,當年吸引了遠遠近近的人前來的盛況。老伯則告訴我們,開王殿的神明之所以如此靈驗,是因為它是移民們從大陸那裡直接分出來的神,在台灣的輩分很高;此後,很多台灣廟宇裡請的神,都是從開王殿分出去的,法力不夠時,還是要回來請教開王殿裡的神。
對於從小便沒有生長於神明世界的我來說,要理解這些神明間的關係,要理解這些老人家對開王殿的信仰和情感,實在沒有那麼容易。不過,即便如此,狹小老舊的開王殿,和不遠處聳立着磚窯廠,仍然在我的腦海裡形成了一幅格外鮮明的畫面。據說這座磚窯廠在建造時,引進了當時世界最先進的燒磚工藝,即便在今天看來,廢棄的磚廠仍有幾分氣勢。只是,保障和佑護整日勞作的工人,降妖伏魔、祛除疾病,使得現代的磚窯廠夜以繼日生產獲利的,卻是這座毫不起眼、由工人們從家鄉帶來的神明所主持的開王殿。
顯然,當年的“現代”磚窯廠,不僅寄生在高雄這一塊土地的自然資源之上,寄生在工人們的勤奮勞動之上,同樣也寄生在了這座供奉各路神明的“封建迷信”的開王殿之上。
不過,當政者似乎既不願意正視這樣的現代史,也毫無理解這一寄生性的現代史的能力。於是,在網頁上,我讀到了這樣一組認定“古蹟”的理由:
“1. 唐榮磚窯廠為台灣20世紀磚材生產工業之重要見證,現有建物中,八卦窯及煙囪之年代久遠且工法細緻,保存相當完整。
2. 磚材為台灣地區混凝土及鋼鐵材料技術發展前最重要的建築材料,工廠現存設施八卦窯及兩座煙囪具有高度歷史及文化意義,極具保存價值。
3. 類似磚材生產設施台灣各地區已少見,唐榮磚窯廠的規模為最大且後期又增加新式生產設備,可看出生產技術的演進。
4. 各式不同生產設備並存,具產業文化的稀有性、代表性、完整性。
5. 就產業觀點而言,足以為高雄市工業化進程的重要見證,其提供建築材料之產業意義,也具有見證台灣工業及經濟發展進步的歷史價值及意義。”
看來,佯裝對歷史保持敬意的當政者,實際想要表達的,不過是對“經濟”的重視和對“現代”的敬仰。在他們眼中,歷史之所以有價值,只是因為它可以講述一個“經濟起飛”和“技術演進”的現代故事;卻完全忽略了在這塊土地上發生的演進和騰飛,有過什麼樣的寄生生活。
對今天來說,遺忘、刪除或否認這一寄生性的現代史,依舊是世界各地發展主義者的通病。於是,伴隨着高雄新一輪的土地開發和愛河沿岸高檔住宅的興建,中都唐榮磚窯廠作為“現代”的化身,被保留了下來,而以開王殿為代表的支撐着磚窯廠生產的生活村落,卻被剷除一空。 *1
高橋哲哉在討論福島問題時,曾如此定義“犧牲的體系”:“在犧牲的體系中,某些人的利益是從犧牲他者的生活(生命、健康、日常、財產、尊嚴、希望等)之中產生並維持下去的。沒有被犧牲者的犧牲,要求犧牲的那方不可能產生利益,也不可能維持利益。但這個犧牲通常不是被隱蔽起來,就是作為一個共同體(國家、國民、社會、企業等)的‘尊貴之犧牲’而被美化,或正當化。”*2
如果說,高橋哲哉討論的重點在於,犧牲如何在日本文化中以共同體的名義被正當化和崇高化的話,那麼對我來說,一個更感興趣的問題在於,對於那些經歷過各式殖民而發展起來的亞洲國家和地區來說,為特殊的發展觀所要求的犧牲體系,究竟是如何可能被繼續隱藏起來的?如果說對西方而言,這一犧牲體系更多的是在“黑暗的心”或東方主義中被隱約體會的話,那麼,對亞洲國家或地區的人們來說,赤裸裸的犧牲,殖民者的寄生,是再鮮活不過的歷史經驗,足以用來抵抗犧牲體系的說辭,掙脫單純的現代幻想。然而,實際的情況,並非如此。經歷過殖民的亞洲各國,看起來對此並無特殊的免疫力,甚至於用經濟主義的話語去改寫歷史經驗,反而成了這個時代的主流。於是,被犧牲的歷史經驗究竟是如何被一系列文化層面的經濟主義操作遮掩起來的?以至於接受和無視這一犧牲/寄生的感覺結構就此養成?對那些自認為充滿正義感的現代都市人來說,類似結構的犧牲體系也就變得和他們的道德感並存不悖?
就此而言,開王殿的故事或許提供了些許的答案。那就是,由大大小小的政府主導的對現代歷史的想像和教育,正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如果所謂現代發展的“遺蹟”,總是保留以“中都唐榮磚窯廠”為象徵的經濟進步,而刪除以“開王殿”為象徵的實質上支撐着這一經濟進步的社會生活,那麼,無需犧牲的進步,或自我圓滿的現代,也就成了通過歷史教育,最深入人心的理解發展的方式。而以此為基礎的發展想像,自然成為今天城市生活的基石。正是經由將歷史肢解為局部的經濟進步的“歷史教育”,人們再也看不到實際存在的犧牲/寄生,進而天真或犬儒地以為,現代歷史可以拋開犧牲的人群、寄生的土壤,自我成型。
臨行前,同行者打趣說:如果開王殿的神明果真如此厲害,那麼怎麼就不能保佑自己不被高雄市政府的開發計劃剷平呢?這讓我想到那位從小就在磚窯廠賣苦力的老伯對“古蹟”保護工作的評論。他說,修繕工作將熟知工廠的老人們排斥在外,又完全沒懂工廠的建造結構,表面上看起來不錯的修復加固,實際上不過是加重了建築的負擔,讓它更容易倒塌罷了。
看來,無論是在歷史的哪一個片段之中,磚窯廠和開王殿始終都是一個寄生者和被寄生者的整體組合。當磚窯廠成了“國定古蹟”時,開王殿和熱愛它的老人們也就必須被保存和繼承下來。如果忽視這一整體性,忽視對被寄生者的尊重和理解,沉溺在現代自我形成的幻想中,那麼,現代“古蹟”轟然倒塌的一天就不會太遙遠。
或許,這便是神明的威力,或者說,歷史的審判。

2014/10/27 上海